春华秋实的欢腾,国家文物局

岁末年初,对于考古人来说,是一年田野考古结束后的汇报季,也是全国各个区域重要考古发现的盘点季,有一种春华秋实的喜悦。改革开放40年来,考古人几乎每年都是在这样的收获中走过来的。

岁末年初,对于考古人来说,是一年田野考古结束后的汇报季,也是全国各个区域重要考古发现的盘点季,有一种春华秋实的喜悦。改革开放40年来,考古人几乎每年都是在这样的收获中走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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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11
月,国家文物局印发《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其中“主要任务·开展考古工作”部分,明确要求“持续开展系统性的大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测绘、研究工作,强化课题意识、科技意识、保护意识、展示意识,全面掌握列入项目库的大遗址的内涵、范围、布局。有重点地开展系统考古发掘,推进‘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等跨区域的综合性考古研究项目,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以龙山时代石城聚落为核心新浦京www81707con 2
研究时空范围:河套地区地处中国北方半月形地带的核心区,包括陕、晋、蒙、甘、宁部分地区,是中原地区与北亚草原的连接枢纽,也是亚洲东部版图的地缘中心,因此,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里的生业形态和人类文化因素呈现出多变和多样化的特征。河套地区作为一个明确的文化区,成熟和鼎盛于龙山时代。因此,该课题的主要工作和研究时段就集中于广义的龙山时代,其上限为庙底沟二期阶段,下限为二里头早期。这一时期的绝对年代,当在BC2800—BC1800
年之间。由于北方文化区的形成、兴盛和衰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需要在完整了解当地长时段文化演变历程的基础之上重点开展龙山时代的文化研究,这就要求承担课题的各省区分别根据各地的工作基础,补充完善仰韶时期至青铜时代的文化框架等基础平台。
研究对象:近些年来,得益于一些课题性考古项目的开展,以及大遗址保护项目的实施,河套地区龙山时代至青铜时代的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其中内蒙古凉城老虎山、陕西吴堡后寨子峁、横山金山寨、魏家楼、佳县石摞摞山、山西兴县碧村等石城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引起学界高度关注。2011
年以来,对陕西神木石峁超大型石城遗址的发现确认和系统发掘,将全球学者的目光吸引至陕北乃至中国北方地区。目前,对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文化崛起、社会进程、文明起源模式、人群成分以及广域文化交流等学术问题已成为学术热点。
河套地区龙山时代以石城聚落系统为标志的考古学遗存,是该课题主要的工作和研究对象。目前所知,最能体现河套地区聚落形态特征的文化载体,就是龙山时代大量存在的石城聚落,特别是大型城址所代表的的高层级聚落,是北方文化区崛起和早期文明出现的重要表征。目前所知,河套地区不同文化圈内均形成各自的核心聚落,选择各区域的核心大聚落长期发掘,系统揭示其代表的区域文化内涵和聚落形态,是了解社会进程和文明内涵的重要手段。项目将以不同时段的“序列文化”聚落遗址为全程考察社会进程的重要补充对象,针对不同时期的典型聚落进行补充性的试掘和研究,以期构建和完善河套地区西周以前的文化框架,为研究区域性聚落形态演变和社会进程提供可资对比的参照系。还将重视科技考古手段的运用,通过多学科、多途径的自然科学手段拓宽“隐性”考古信息的采集分析渠道,展示多层面的古代社会图景,提升课题研究成果的“含金量”。
课题目标:
探索“中国北方文化区”的形成及其内涵——以完善区域文化框架为基石。对该地区如此漫长的文化和社会历史大事件进行动态图景描绘,仅通过以前零星的考古工作所提供的证据是不够的。因此,通过系统规划,开展必要的田野考古工作和基础研究,构建河套地区史前至西周时期的文化框架,是研究“北方文化区”内涵和兴衰历程的基石。
探索河套地区社会进程研究——以聚落形态的历时性演变为切入点。聚落群分布空间的时代差异是考察社会进程的重要背景,聚落数量、密度、个体规模的发展是社会复杂化的基础,龙山时代河套地区聚落层级化与社会复杂化为核心研究对象。
探索河套地区文明起源模式研究——以文明要素对比研究为主要凭据。通过已有的考古工作,特别是以石城聚落考古为代表的成果,学界基本认为,河套地区龙山时代已经进入早期文明和早期国家阶段,这在文化内涵、文化格局和聚落形态层面均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对河套地区文明起源的研究,需要从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结构与早期文明的关系,文化聚合格局的形成与早期文明、国家的关系,聚落形态与社会结构进程的相互体现以及资源调配方式与文明社会运行机制的关系四个层面入手。
田野考古技术路线:该区域可以划出四个大的文化地理区块:南流黄河南岸区块、阴山南麓地带、陕北西部区块、子午岭-六盘山区块。在不同的文化区块内选择一处龙山时代的核心聚落遗址进行有规划的长期发掘,全面开展传统考古和聚落考古,多学科采集信息,最大限度地揭示聚落个体的内涵,为考古年代学、谱系学、环境与生业关系、资源利用、社群关系等层面的研究归纳出个案参照典范;在围绕核心聚落发掘工作的前提下,还需选择该区域内不同时期的“序列遗址”和龙山时代的典型中、小型聚落进行小规模发掘和必要的勘探,以便于了解聚落内涵的历时性演变规律和同一时段不同层级的聚落内涵差异;各省区围绕核心聚落遗址所在区域,选择各文化地理区块内适当的流域,开展区域性聚落考古专题调查。
“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课题跨越陕、甘、宁、晋、蒙五个省区,统一规划,由总课题组统一指导各省区课题小组。各省区以核心遗址发掘带动相关区域调查和序列遗址发掘,以田野考古工作支撑专题研究,以专题研究成果体现中国北方文化区的形成、河套地区社会进程和北方地区文明起源模式研究等宏观学术目标。综合课题项目的实施,必将深度克服以往考古工作缺乏整体规划的局限性,历史性地推进河套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地带史前文化与文明起源研究的进程,从而服务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促进当地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
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区域社会复杂化与早期文明进程新浦京www81707con 3
研究时空范围:长江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涵盖鄂、湘、皖、赣四省的长江中游地区则处于中原文化向南直接的辐射之下,它既经历了自身的文明化进程,同时更是直接参与了早期中华文明发展,并在最终完全汇入到中华文明发展的洪流。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发展的这一过程,在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区域也具有普遍性。本课题聚焦于长江中游3700-700BC,概指新石器时代油子岭文化时期形成的两湖文化趋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鼎盛阶段古国文明出现以及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形成过程中,夏商周时期文化与社会变迁催生早期楚文化和楚国家文明出现这一重要而长时段的历史进程。研究的空间范围包括淮河以南、洞庭湖鄱阳湖及其以北地区,包括有江汉地区、江淮地区、环洞庭湖地区以及环鄱阳湖地区等较小的地理单元,其中在新石器时代主要是指江汉地区与环洞庭湖地区。
研究目标:立足于长江中游地区历年来的考古工作成果,以田野考古为主要手段,通过揭示重点考古遗存,达到如下学术目标:廓清3700-700BC
长江中游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年代框架及发展谱系,并在此基础上实施聚落社会与文明进程的研究。本课题分两大板块,即新石器时期和夏商周时期。新石器时期的课题目标是:从区域的视角探索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路径与模式,重点研究长江中游油子岭-石家河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性质,以及它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夏商周时期的目标是:廓清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本地区文明化到早期文明的转型过程,理清中原文化势力历次南下过程及其所产生的影响,揭示不同时期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的中心聚落及其布局,查清中原王朝不同时期获取青铜资源的方式、交通线路,探明金属矿冶技术、资源分布与政治格局的相关性,评估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贡献。
课题研究内容: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发展的年代框架与谱系、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明形态与模式研究、方国诸侯国文化的发展在本地区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及中原王朝资源的控制与管理是课题重要的研究问题。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课题将相应地进行如下内容的研究:
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发展的年代框架、谱系与文化变迁研究。了解长江中游文化中心的核心区域的时空变迁,对于认识该地区社会和文化的进程有重要帮助。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将重点了解区域聚落的空间布局和存在方式。通过对相关聚落的调查和发掘,在了解中心聚落空间布局的同时,进一步研究其空间布局的状态和特点,以及形成的原因。进行长江中游地区商周时期中原文化系统下各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年代框架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商周时期各土著文化谱系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各考古学文化互动与演进格局研究。
以城址为中心开展城址内部结构的研究。鉴于本区域多数城址并未开展系统田野考古工作,对其结构和空间并未完全了解,课题将通过系统考古调查和勘探,并进行适当考古发掘,重点解决城址的内部结构问题。
了解各个城址的内部结构和变迁过程,不仅有助于认识长江中游的文明化进程,也有助于认识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的进程和社会变迁。
每一座城址,其周围都有不少附属的聚落和村落,这些遗址与中心城址的关系是进一步了解中心城址功能和地位的重要证据。
聚落之间关系研究。长江中游新石器时期油子岭文化完成了地区的整合,形成了两湖文化共同体,在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达到高度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的基本模式是什么?是否已经真正出现王权和国家政权的权力?石家河与其他城池之间是隶属关系还是同盟关系?这些情况目前尚不清楚,还需要通过田野考古获得更多的证据。
通过对相关城址的研究,并适当开展中小型聚落的考古工作,了解当时是否已经出现聚落等级,这种等级的构成方式如何。聚落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遗迹和遗物的存在形态和方式加以研究。
经济技术、社会权力与意识形态综合研究。以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中心聚落和核心区域研究、城址研究、聚落空间关系研究等为基础,进一步强化经济技术、社会权力和精神文化的研究,这是研究古代社会的前提和基础。稻作农业技术、快轮制陶、玉器制造,聚落营建,这些均反映了经济技术的进步。社会权力的出现和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的出现。长江中游有着深厚的意识形态传统,仔细分析和研究考古发现的反映表征观念的和精神文化的遗存,对于了解史前社会文明进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中的方国、诸侯国文化。包括不同时期中原文化南进的线路与控制范围研究和商周王朝对长江中游的控制模式研究。
矿冶考古与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进程。解决中原王朝对青铜资源获取方式问题,具体落实到对长江中游地区矿冶遗址的考古工作上。解决中原王朝势力控制与管理青铜资源方式问题,具体落实到与矿冶相关的中心聚落的考古工作上。对青铜资源的技术研究。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从崧泽到良渚新浦京www81707con 4新浦京www81707con 5
研究时空范围和目标:本项目组以长江下游苏、浙、皖、赣、沪四省一市所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为工作对象,以崧泽到良渚时期(4000-2300BC)为工作重点,打破行政区划,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长江下游史前区域文明的产生发展进程;分析把握长江下游区域文明的发展机制和限制;总结理解这一区域文明的模式及其特点。
崧泽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承前启后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崧泽文化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影响波及面广大,与其周边同时期考古学文化如凌家滩文化、北阴阳营文化中晚期、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早中期有着广泛和密切的交流,这个过程有着深刻和庞大的时空背景,崧泽文化阶段同时也开启了东亚玉器文化的先声,为后继者良渚玉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良渚玉文明如何而来?探索皖西南、浙西北以及宁镇——苏南地区早期良渚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6-2007
年良渚古城的发现和确认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以良渚古城为核心代表的良渚文明、良渚古国考古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在古城基本格局和外围庞大水利系统的认识上有很大的突破。但是良渚古城、良渚遗址乃至整个区块的历时性研究尚待加强,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系统的结构、机理和意义也将成为成为下一阶段考古工作和多学科综合研究的重点。武进寺墩、青浦福泉山等是良渚古城外围的重要中心址,寺墩和福泉山也是良渚文化时期重要中心址的代表,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些中心址聚落发展和形态、聚落社会结构变化等问题已经摆上议事日程。良渚文化对同时期周边考古学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有着广泛的交流和互动,如跨越长江的以兴化蒋庄遗址为代表的江淮之地,皖江流域以潜山薛家岗、怀宁孙家城遗址等为代表的遗址构筑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交汇的桥梁区域,以及鄱阳湖——赣江区域以樟树樊城堆遗址为代表的连接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北江流域纽带的重要节点,这些关键性、代表性的遗址和区域需要进一步进行田野考古工作。新浦京www81707con 6
公元前2300
年前后,随着良渚古城的废弃和良渚文化的衰落,进入到以钱山漾——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为代表的“后良渚文化”阶段,这一阶段约当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时代至夏时期,也是越文化的先声,更是长江下游地区区域文明模式的重要内容,除了已知的钱山漾——广富林文化遗存,目前浙西北山地丘陵、包括新安江上游在内的皖西南地区,还有浙赣必经的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所在地带将是下一步田野工作重点关注的区域。
课题任务:
建立明确时空框架。建立明确的区域文化版图,填补以往周边地区的空白,描绘长江下游史前文化格局。
分析文明承继关系。对聚落形态进行宏观和微观分析,厘清从崧泽文化到良渚古国的早期区域文明发展进程,分析崧泽、良渚阶段不同区域中心的形成和变迁,认识前后阶段区域文化/文明发展的异同和内在关系。
研究人地关系。复原长江下游古环境,分析本地区史前经济模式及其特点,探讨资源环境因素与区域文明发展模式的关联性。
分析资源与权力。研究本地区玉石资源分布及不同阶段的利用方式和机制,探讨手工业经济发展同区域社会复杂化进程的互相作用。
探索长江下游早期区域文明的社会形态,总结该区域文明发展模式。
技术路线:各省市有针对性的选择1~2
处重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在发掘计划中纳入年代学、古环境、史前经济和资源等跟课题任务相关的研究内容;
各省市有针对性地选择1~2
个地区开展区域调查,建立统一的考古地理信息系统,采集相关多学科研究的资料和信息;
北京大学设计提供田野考古数字化记录和管理平台,全面实现研究成果数字化;
由大项目组负责组织开展各类跨省市研究,并对具体工作进行统一指导和验收。
工作计划:浙江以良渚古城、良渚遗址群和周边区域为重心,江苏以苏南、江淮和江苏境内“早期良渚”为重点,上海——以福泉山为中心,安徽兼顾皖江流域和皖西南区域,江西以赣江流域樊城堆遗址为突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要负责长江下游史前考古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长江下游文化格局数字化版)
以及结合各田野项目的年代学研究、史前经济与环境、玉石器无损分析等研究。(原文刊于:《中国文物报》2017年7月14日5版)责编:李来玉

这40年来,中国的考古学有了长足进步。田野考古的深入开展和田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积累,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40年来,中国的考古学有了长足进步。田野考古的深入开展和田野考古资料的进一步积累,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中国上古史的重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1966年4月出生于安徽省霍山县。
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至今。
2004年,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副主任职务。曾被聘为北京大学古代文明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客座教授。
1996年,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丰镐遗址考古队队长,主持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自1999年开始,兼顾主持周原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主持的云塘西周大型建筑基址发掘工地曾获国家文物局优秀田野考古三等奖。
2009年开始,主持苏州东周古城的考古发掘与研究。2011年,苏州木渎古城考古成果获评国家文物局“201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全国考古六大新发现”等荣誉。
1996年~1998年,承担社会科学青年科研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机制”课题,完成《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专著一本,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并于2000年获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1997年~2001年,主持国家级重点科研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丰镐遗址的分期与断代”课题,在丰镐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取得重大突破。这一成果对“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关键年代——武王克商年范围的限定和先周文化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2001年,本人因这一成果被评为“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先进个人。
2002年在英国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学术进修和访问。
此外,还参加了社科院多项重点课题的写作和研究。多篇论文和成果获所、院和国家级奖励与表彰。
代表性著作
1995年开始发表第一篇论文,迄今为止,已出版学术专著一部——《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科普著作一本——《死城之谜》,发表论文、学术报告70余篇。代表性论文有《商周青铜器“人兽母题”纹饰考释》、《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从商周人形造像看中国的无偶像崇拜传统》、《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夏商周三代聚落研究》、《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一元抑或多元: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再考察》、《文明崩溃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衰变现象研究》,《京当类型商文化与郑家坡类遗存关系再检讨》,《以考古学重构中国古代史——新中国考古60年脉络管窥》,《周公庙遗址性质杂弹》,《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等。与他人合编学术论文集多本,如《一剑集》、《三代考古》第2—4辑,等。
春华秋实的欢腾,国家文物局。主要发表成果 学术专著新浦京www81707con
《中国民族文化源新探》,专著,30万,独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1版,2002年2月2版,获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
论 文
《先周文化的考古学探索》,论文,20000,合著,《考古学报》2000年第3期,获考古所优秀论文奖。
《周文化演进模式的考古学考察》,论文,13000,独著,《苏秉琦与当代中国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夏商周三代城市聚落研究》,论文,25000,独著,《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
《陕西扶风云塘西周建筑基址的初步认识》,论文,8000,合著,《考古》2002年第9期,获考古研究所优秀论文奖。
《邢·郑井·丰井刍议》,论文,10000,独著,《三代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9年。
《丰镐考古成果及其意义》,论文,3000,独著,《光明日报》1998年2月20日7版。
《〈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辨难》,论文,6000,独著,《中国文物报》2002年9月6日7版。
《关于文明起源研究的几点思考》,论文,2000,独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1年8月23日3版。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先周文化研究》,论文,3000,独著,《中原文物》2001年第2期。
《商周灭亡原因辨析》,论文,10000,独著,考古研究所编《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社会考古学》,论文,2000,合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7月1日3版。
《周·崇·断代·文献——〈《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难辨〉》读后,论文7000,独著,《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
《中国民族文化中的认同问题》,论文,4000,独著,《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
《从商周人像艺术看中国古代无偶像崇拜传统》,论文,20000,独著,《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文化因素定性分析与商代“青铜礼器文化圈”研究》,论文,12000,独著,《中国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商周青铜器“人兽母题”纹饰考释》,论文,7000,独著,《考古》1991年第5期。
《略论中国古代骨牙角蚌器》,论文,15000,独著,《文博》1994年第1期。
《夏商周关系的考古学探索的几点思考》,论文,5000字,独著,《先秦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2期。
《关于中国城市考古的几点看法》,论文,3000字,独著,《中国文物报》1989年11月10日。
《从新干商墓的青铜双面人神器谈起》,论文,2000字,独著,《中国文物报》1991年4月28日。
《中国早期文字与原始宗教关系初探》,论文,10000字,独著,《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
《七星河流域区域调查结果的初步认识》,论文,独著,《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一元抑或多元: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再考察》,论文,独著,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二十二期,2004年9月。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英美学术界“文明起源”研究的理论及其启示》,《古代文明研究》第一集,文物出版社,2005年。
《周•崇•断代•文献-《<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难辨》读后》,《考古与文物》2004年第2期。
《新世纪周原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文物报》2004年10月22日7版。
《中国考古学•两周卷•东周城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
《祖先崇拜:古代中国的主要宗教信仰》,《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原始宗教与萨满教卷》,民族出版社,2008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史学实践相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2月28日。
《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祖先崇拜与中国早期国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沣西地区的先周文化考察》,《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6年。
《“殷材周用”与周原凤雏甲骨性质初识》,独著,论文,3000字,《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7期,2009年1月。
《文明崩溃理论与中国古代文化衰变现象研究》,论文,12000字,《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
《以考古学重构中国古代史——新中国考古60年脉络管窥》,论文,4000字,《中国文物报》,2009年9月29日。
《先秦城市聚落中的水与水系》,论文,8000字,《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9年。
《周公庙遗址性质杂弹》,论文,10000字,《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9年。
《考古所见中原与北方青铜文化的互动》,论文,3000字,《三代考古》,科学出版社,2009年。
《中国考古六十年(1949——2009)•三代部分》,论文,12000字,《中国考古六十年(1949——2009)》,文物出版社,2009年。
《京当类型商文化与郑家坡类遗存关系再检讨》,论文,10000字,《考古》2010年第9期。
《承前、创新、突破、展望——三代主要中心性城址考古30年》,论文,合著,12000字。文物出版社,2010年10月。
《吴文化考古主要成果及其评议》,《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
《关于古代陶器生产与流通的推想:考古学文化研究的一个值得琢磨的假说前提》,《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
《“绿松石之路”的价值及其探索的可行性讨论》,《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
报 告
《1997年沣西发掘报告》,报告,30000,独著,《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本人因此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先进个人”称号。
《陕西扶风县云塘齐镇西周建筑基址1999-2000年度发掘简报》,报告,30000,合著,《考古》,2002年第9期,国家文物局优秀田野工地三等奖,第一作者。
《2001年度周原遗址发掘简报》,报告,15000,合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古代文明》。
《陕西长安县沣西新旺村西周制骨作坊遗址》,报告,10000,独著,《考古》1992年第11期。
《1992年沣西发掘简报》,报告,13000,合著,《考古》1994年第11期。
《陕西长安县沣西大原村西周墓葬》,报告,独著,《考古》2004年第9期。
《2002年七星河流域区域调查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4期。
《周原遗址发现西周铜器墓葬和铸铜遗址》,《考古》2004年第1期。
《郧县小西关遗址》,《湖北省南水北调工程重要考古发现Ⅰ》,文物出版社,2007年。
《陕西扶风县周原遗址庄李西周墓发掘简报》,合著,《考古》2008年第12期。
《2004年秋季周原老堡子遗址发掘报告》,报告,合著,30000字,《考古学集刊》第17集,2010年3月。
《2005年陕西扶风美阳河流域考古调查》,报告,合著,20000字,《考古学报》2010年第2期。
《中国考古学年鉴2009年•夏商周时期考古》,报告,合著,18000字。文物出版社,2010年。
《江苏苏州市木渎春秋城址》,报告,0.6万,《考古》2011年第7期,合著者:张照根等。
《周原庄李西周铸铜遗址2003年与2004年春季发掘报告》,报告,3万,《考古学报》2011年第2期,合著者:宋江宁、付仲杨。
《江苏苏州春秋时期大型古城址》,报告,0.15万,《2010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11年4月。
《木渎春秋古城考古取得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3月18日7版•文物考古周刊。
外文与在国外发表的论著 CRM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Using Remote
Sensing and GIS: Zhouyuan and Lasithi,论文,10000,合著,CAA2002,The
Digital Heritage of Archaeology。 The Study of RS and GIS in Zhouyuan
Site,China,论文,8000,合著,《信息技术在历史文化研究中的新进展》,日本国立民俗博物馆,2003。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 into Predynastic Zhou
Culture,论文,Co-author,volume1。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Western
Zhou Building Foundations at Yuntang in
Fufeng,Shaanxi,论文,Co-author,volume3。
《“武王伐纣”年代的推定》,独著,论文,12000字,《“弥生农耕的起源与东亚——碳14高精度编年体系的建构”平成20年度报告会资料集》,日本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2009年1月。
《从二里头遗址到隋唐长安城:中国古代都城的演变》,论文,15000字,韩国庆州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编著:《韩国的都城:三国~朝鲜,发掘调查成果》,2010年。
《苏州木渎春秋古城考古收获与吴国都城探索》,《韩国东北亚历史文化财团·东亚考古遗迹发表会·2012年》。
序·书评·访谈 《考古与地理信息系统•序》,科学出版社,2007年11月。
《简评<商文明的形成>》,书评,6000字,《文物》2010年第9期。
《学者•学问•人生——俞伟超先生访谈录》,8000字,《俞伟超先生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9年。
科普·编著
《死城之谜——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科普,10万,独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
《追溯文明的源头:夏商周断代工程》,科普,6000,独著,《江苏电视教育》2001年第4期。
合编论文集《一剑集》,20万字,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
合编论文集《三代考古》 、,科学出版社。
本人的研究方向和兴趣主要集中在考古学理论、夏商周三代都城考古和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特征等几个方面,均发表过相关论文与著作。
治学心得:“独立之意志,自由之精神,创新之追求,包容之心态”是我为人、治学的准则。

中国文明的上古史,几乎是由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完成的

中国文明的上古史,几乎是由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完成的

责任编辑:蔡毅强

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本世纪初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既是中国考古学积极促进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等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中国古代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科学技术史,乃至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都无法脱离考古学而单独存在。时代越靠前,其对考古学的依赖就越大。

上世纪90年代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本世纪初开始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既是中国考古学积极促进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也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等关键性问题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时至今日,中国古代的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科学技术史,乃至政治史、思想史的研究,都无法脱离考古学而单独存在。时代越靠前,其对考古学的依赖就越大。

不仅如此,中国考古学也已经为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等世界性研究课题自然无法脱离中国的资料,也可以说,任何世界古代通史的撰写,均不能无视古代中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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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为例,首先是在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有大量的考古发现,有的发现是突破性的,改变甚至颠覆了我们原有认知。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重要发现,比如黄河中上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磁山—北福地文化、白家—大地湾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彭头山—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等等,年代略在距今10000—7000年之间,不仅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推到万年前后,也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这个早期农民时代的认识。定居、制陶、驯化动物和植物、低水平食物生产的广谱生业经济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不仅如此,中国考古学也已经为我们理解世界历史做出了重大贡献。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等世界性研究课题自然无法脱离中国的资料,也可以说,任何世界古代通史的撰写,均不能无视古代中国的存在。

进入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加速发展,各地区又有一系列重要发现。举其大者,比如东北地区以辽宁建平和凌源交界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中原地区以河南灵宝北阳平、西坡、濮阳西水坡,陕西西安杨官寨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以山东泰安大汶口、章丘焦家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湖南澧县城头山、安徽含山凌家滩、浙江余姚河姆渡、浙江余杭良渚、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等为代表的众多重要发现……

以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考古学为例,首先是在全国几乎所有地区,都有大量的考古发现,有的发现是突破性的,改变甚至颠覆了我们原有认知。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重要发现,比如黄河中上游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磁山—北福地文化、白家—大地湾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彭头山—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东北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等等,年代略在距今10000—7000年之间,不仅把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推到万年前后,也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这个早期农民时代的认识。定居、制陶、驯化动物和植物、低水平食物生产的广谱生业经济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这是一个区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区域文化互动关系不断加强的时代,社会复杂化于此出现,最终导致各地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史前文明。

进入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加速发展,各地区又有一系列重要发现。举其大者,比如东北地区以辽宁建平和凌源交界处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中原地区以河南灵宝北阳平、西坡、濮阳西水坡,陕西西安杨官寨遗址为代表的仰韶文化;黄河下游地区以山东泰安大汶口、章丘焦家遗址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湖南澧县城头山、安徽含山凌家滩、浙江余姚河姆渡、浙江余杭良渚、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等为代表的众多重要发现……

中国文明的上古史,几乎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完成的。

这是一个区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区域文化互动关系不断加强的时代,社会复杂化于此出现,最终导致各地产生了独具特色的史前文明。

多学科合作,把中国考古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国文明的上古史,几乎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完成的。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被引入到中国考古学中。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得到实施,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聚落形态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浮选法的广泛应用,使得微型植物遗存和大植物遗存得以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农业起源以及中国古代经济生活的认识。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石器微痕分析、玉石器和金属矿物产地研究以及包括加速器质谱仪测年方法、植硅石分析、同位素分析、淀粉粒分析、基因研究等在内的多种方法和技术,加上越来越多的多学科合作,把中国考古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多学科合作,把中国考古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进入中国历史上的阶级社会和文明时代。过去40年,最惊人的是一系列城址的发现。这些城址从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山西北部,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有不少发现,其规模大小不一,形式多种多样,数量惊人。城址、贵族大墓、玉器、漆木器、象牙器等出现在许多区域。以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为例,大墓均有六七米长,墓主人享有一棺一椁或一棺两椁的待遇,随葬精美的玉器和黑陶器,显示这个社会内部的高度分化,已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被引入到中国考古学中。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得到实施,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聚落形态研究得到进一步加强。浮选法的广泛应用,使得微型植物遗存和大植物遗存得以发现,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农业起源以及中国古代经济生活的认识。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石器微痕分析、玉石器和金属矿物产地研究以及包括加速器质谱仪测年方法、植硅石分析、同位素分析、淀粉粒分析、基因研究等在内的多种方法和技术,加上越来越多的多学科合作,把中国考古学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今年有重大发现的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无论是在建筑方式还是在出土物的等级方面,都颠覆了我们对于黄土高原地区龙山时代的认识。

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进入中国历史上的阶级社会和文明时代。过去40年,最惊人的是一系列城址的发现。这些城址从内蒙古中南部、陕西、山西北部,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有不少发现,其规模大小不一,形式多种多样,数量惊人。城址、贵族大墓、玉器、漆木器、象牙器等出现在许多区域。以山东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为例,大墓均有六七米长,墓主人享有一棺一椁或一棺两椁的待遇,随葬精美的玉器和黑陶器,显示这个社会内部的高度分化,已迈入阶级社会的门槛。

到了青铜时代,除了中原地区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洹北商城、陕西周原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之外,最惊人的是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和近千件青铜礼器、象征王权的金杖、许多大小不一的青铜面具、大型的青铜人像、铜树、象牙和玉器等等。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揭示出一个与中原夏商王朝同时且不为人知的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王国,可以说颠覆了我们对于长江上游地区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间社会发展程度的认知。与此相应,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发现随葬品1900余件,仅青铜器就有480余件,玉器千余件,为我们重新认识长江中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和今年有重大发现的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无论是在建筑方式还是在出土物的等级方面,都颠覆了我们对于黄土高原地区龙山时代的认识。

中国史前区域文化构成了日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经过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发展,中国各区系史前文化的面貌日渐显露出同一趋势,但就各区系文化的主体看,异仍大于同,这也是考古学家能够从物质文化中看出各区域文化交流或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直到夏商周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兴起之后,才逐渐改变。夏商周三代文明像一个滚动的雪球一样,越聚越大,文化的同一性也空前加强,最终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青铜时代,除了中原地区以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洹北商城、陕西周原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发现之外,最惊人的是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和近千件青铜礼器、象征王权的金杖、许多大小不一的青铜面具、大型的青铜人像、铜树、象牙和玉器等等。这是前所未有的发现,揭示出一个与中原夏商王朝同时且不为人知的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王国,可以说颠覆了我们对于长江上游地区公元前2000年到1000年间社会发展程度的认知。与此相应,江西新干大洋洲的商代大墓,发现随葬品1900余件,仅青铜器就有480余件,玉器千余件,为我们重新认识长江中游地区的古代文明,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考古所见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图景,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历史千古一系的传统观念。过去40年丰富多彩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在广阔区域内多样地区文化传统的存在和多区域文明的共同发展。这不仅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也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模式,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原中心论,演变为多元一体论。这个认识的取得,固然是对改革开放前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的理论总结和归纳,但更是最近40年来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和着力研究的重要收获。

中国史前区域文化构成了日后中国古代文明的主要部分,经过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发展,中国各区系史前文化的面貌日渐显露出同一趋势,但就各区系文化的主体看,异仍大于同,这也是考古学家能够从物质文化中看出各区域文化交流或冲突的根本原因。这种情况,直到夏商周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明兴起之后,才逐渐改变。夏商周三代文明像一个滚动的雪球一样,越聚越大,文化的同一性也空前加强,最终为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考古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国际化

考古所见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图景,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历史千古一系的传统观念。过去40年丰富多彩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在广阔区域内多样地区文化传统的存在和多区域文明的共同发展。这不仅使我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时期的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也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我们的历史观。中国文明起源的认识模式,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原中心论,演变为多元一体论。这个认识的取得,固然是对改革开放前半个多世纪考古工作的理论总结和归纳,但更是最近40年来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大规模田野考古工作和着力研究的重要收获。

今年10月,在埃及吉萨明媚的阳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签署了《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按照这份5年协议,中国成为卢克索地区第十二支国际考古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

中国考古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国际化

卢克索地区是古埃及王朝首都所在地。孟图神庙是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考古场地范围超过3万平方米。中埃联合考古队的目标之一是使用先进的三维建模技术把遗址做成三维模型,得到遗址的正射影像、平面图等,为未来研究、修复和保护神庙提供帮助。

今年10月,在埃及吉萨明媚的阳光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签署了《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协议》。按照这份5年协议,中国成为卢克索地区第十二支国际考古队。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考古界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迅速增加,国际合作空前繁荣,通过交流和合作,不断引入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新一代考古学家也有不少是从国外留学归来,对中国考古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卢克索地区是古埃及王朝首都所在地。孟图神庙是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考古场地范围超过3万平方米。中埃联合考古队的目标之一是使用先进的三维建模技术把遗址做成三维模型,得到遗址的正射影像、平面图等,为未来研究、修复和保护神庙提供帮助。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的中美商丘考古,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作田野考古项目。从2015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洪都拉斯的科潘玛雅遗址进行考古工作,连续向年的发掘取得了系列引人瞩目的发现。在被称为“丝绸之路活化石”的明铁佩遗址,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考古工作者通过5年的携手努力,揭示出它并非游牧者的临时戍堡,而是具有丰富文化层的大型城市。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考古界与国外的学术交流迅速增加,国际合作空前繁荣,通过交流和合作,不断引入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法,新一代考古学家也有不少是从国外留学归来,对中国考古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考古所与巴基斯坦、印度的考古合作也正在筹划中。最近10多年来,有多个中国考古队走到国外,到近邻国家、新旧大陆古代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从事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家逐渐走出国门,中国考古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国际化。

上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保德博物馆合作的中美商丘考古,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合作田野考古项目。从2015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在洪都拉斯的科潘玛雅遗址进行考古工作,连续向年的发掘取得了系列引人瞩目的发现。在被称为“丝绸之路活化石”的明铁佩遗址,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考古工作者通过5年的携手努力,揭示出它并非游牧者的临时戍堡,而是具有丰富文化层的大型城市。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考古所与巴基斯坦、印度的考古合作也正在筹划中。最近10多年来,有多个中国考古队走到国外,到近邻国家、新旧大陆古代文明的国家和地区从事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家逐渐走出国门,中国考古学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国际化。(作者:陈星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

《 人民日报 》( 2018年12月12日 22 版)

(图文转自:《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2日22版)

责编:荼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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