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庭应诉化解行政治斗争论,短短五年

原标题:市民 “状告”房管部门,区房管局“一把手”出庭应诉化解行政争议

楚天都市报5月8日讯行政诉讼俗称“民告官”,原告通常是行政管理服务活动的相对人,被告则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职权的单位。今日,记者从湖北省高级法院获悉,近三年来,湖北省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比例大幅上升。在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以前,湖北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不超过2%。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后,出庭率不断攀升,2018年已达84.1%。全省出庭率在85%以上的城市有:荆门100%,宜昌94.3%,天门94.1%,恩施92.7%,随州88.7%,孝感88.6%,武汉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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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新修订《行政诉讼法》后,首例民告官案件——西城区政府应诉,在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举行庭审。《法制晚报》记者在现场看见,西城区副区长李岩出庭应诉。这也是全国首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案件。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中之重。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要求,武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全面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自2015年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后,近三年来,全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明显提升(2014年0.62%,2015年5%,2016年45%,2017年84.4%),这样不仅让公众感受到行政机关对案件的重视及尊重,也让负责人倾听民众诉求,进而促进双方更有效的沟通,有利于推行依法行政。

据省高级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王争介绍,自2015年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我省法院坚持每半年统计一次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针对各地提出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相关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并集中讨论。随着一系列改革措施推进,过去困扰行政诉讼的“立案难”、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低及地方保护和行政干预现象正在逐步改善,行政案件的受案数量和审判质效同步提升。

     
昨天上午,北京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该院2015年度行政案件司法审查年度报告。根据统计,四中院去年共受理以区政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1397件,比去年翻了7倍,本市16个区政府均涉诉,其中海淀区最多。此外,在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人员出庭率达到了百分之百。根据四中院的统计,在审理的民告官案件中,政府败诉率超过四分之一。

出庭应诉化解行政治斗争论,短短五年。西城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案件是对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及行政审判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相关规定的首次实践。

在全市各级行政机关的共同努力和司法机关的积极支持下,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行政诉讼质量大幅度提升,行政机关败诉率明显下降;“关键少数”担当意识显著增强,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升;对当事人的尊重程度显著加强,行政争议妥善化解,全民法治意识明显提高。

市民状告区政府房屋征收补偿不公胜诉

  16区政府均被诉

西城区将以现场观摩本案的庭审作为该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系列培训第二期的主要内容。全区近三十位正副职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全程旁听庭审。

今年,市民陈先生(化名)的一处房产因基础设施建设面临拆迁,在与征收部门协商时,发现武昌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以下简称武昌区房管局)为征收办提供了该房屋信息查询服务。陈先生认为,武昌区房管局的行为违法且侵犯其个人隐私,于是提起行政诉讼,将武昌区房管局告上法庭。

武汉“民告官”案占全省三分之一以上

  此前,行政诉讼一直存在着立案难、审理难等问题,针对这种现象,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法院在接到起诉状时对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登记立案。新修订后的行政诉讼法还扩大了受案范围,并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阻碍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此外,去年5月1日,全国法院开始实施立案登记制。北青报当时在采访法律业内人士时便有专家预测,行政诉讼案件可能会出现“井喷”的情况。

西城区副区长李岩表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有利于争议的解决,因为这样可以使大家觉得关系平等,更加容易缓解对立情绪,后续问题也更加容易解决。同时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通过出庭可以提高自身法制意识,熟悉法律规定等。另外还提高了市民依法维权的信心,社会效应也更好。

2018年5月,该案在武汉铁路运输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开庭时,坐在被告席上的不仅有律师及工作人员,还有武昌区房管局局长肖亚林。

武汉市民郑某某在东西湖吴家山附近有一套30.69平方米的商铺。2012年4月,该地段被征收,征收实施单位与郑某某协商拆迁补偿事宜,但未能达成协议。

  四中院昨日发布的数据印证了这一预测,作为全国首批跨行政区划法院和全市首批整建制综合改革试点法院,2015年,四中院共受理行政、民事、刑事、执行等各类案件1893件,其中以区政府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1397件,占全院收案总数的73.8%,是2014年全市法院受理的该类案件总量的近7倍。

现场 副区长当“被告”先笔记后陈述

庭上,肖亚林向陈先生解释提供房屋信息查询服务的法律依据和程序合法性,并将相关证据一一展示。

在征收房屋拆除后,武汉市东西湖区政府于2015年9月23日向郑某某下达征收补偿决定。房屋征收部门为郑某某提供了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若选择货币补偿,金额为74万余元;若选择房屋产权调换,则将一套28.67平方米、评估单价为每平方米3.6万余元、总价值103万余元的商铺作为产权调换房,抵除相关费用后,郑某某需向房屋征收部门支付差价款20万余元。

  其中,在四中院受理的1397件一审行政案件中,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前受理的有334件,占23.91%;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受理的有1063件,占76.09%。据四中院院长吴在存介绍,2015年全年四中院共审结行政案件1324件,他认为,行政案件数量大幅上升既表明行政诉讼救济渠道越来越畅通,也表明行政相对人通过法治渠道维护权益的意识越来越强烈。“涉诉各区政府能够落实新行政诉讼法有关行政应诉的各项规定,应诉能力不断增强。”

上午在庭审现场,虽然面对的是西城区副区长,但原告方看起来准备得挺充分,开庭时间不长,就有两次交锋。

肖亚林说,征收办按照规定填写了《武汉市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申请表》,并注明了查询房屋的具体位置,提供了身份信息和《工作联系函》,其申请查询的行为符合《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武汉市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办法》的相关规定。房管局作为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机构,提供查询服务并出具房屋产权信息查询单系合法履行法定职责。

郑某某不服该决定,遂提起行政诉讼,将东西湖区政府告上法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征收补偿决定对郑某某房屋室内装饰装修价值、附属物及附属设施的补偿事项实质上未作处理,违反了相关规定。另外,征收补偿决定上载明房屋评估单价为每平方米3.6万余元,但东西湖区政府并未在举证期限内就该评估单价提供相应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解读

开庭不久,对于原告代理人的陈述,西城区副区长李岩认真拿笔记录。

最后,肖亚林解释,房产查询单上记载的均属于房屋权利记载的必要信息,未侵犯个人隐私。根据《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房屋权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包括房屋自然状况(坐落、面积、用途等),房屋权利状况(所有权情况、他项权情况和房屋权利的其他限制等),以及登记机关记载的其他必要信息。《查询单》上的权利人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显然属登记机关对房屋权利的记载信息。

据此,武汉中院一审认为被诉征收决定部分事项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遂判决撤销东西湖区政府作出的该房屋征收补偿决定,责令其重新作出决定。东西湖区政府不服,提起上诉。省高院二审判决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

  行政机关未及时履行法定职责

第一次的交锋出现在到底西城区政府是不是应作为被告的问题上,李岩表示,原告列错了被告,应该以北京市信息公开回复的单位宣房投资管理公司作为被告,该公司才是行为主体。

陈先生当庭表示,认可房管局的解释。法院一审判决陈先生败诉,陈先生未再上诉。

“武汉地区的‘民告官’案件占到了全省的三分之一以上,数量如此之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能达到86.3%,非常不容易。”省高级法院行政审判庭李伟法官说。

  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拒绝接收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履责申请,未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出的属于其法定职责范围内的申请事项进行调查处理,将属于其本机关法定职责范围内的申请事项通过信访程序转交下级行政机关处理等情形。

而原告认为西城区政府应该是授权单位。“他们就是爸爸和儿子的关系,(西城区政府)就应该是被告。”原告代理人在庭上说。

庭后,陈先生说,没想到,这次打官司还学到平时未弄懂的法律知识。最终,他就拆迁补偿问题与征收办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从“告官无门”到“告官激增”

  比如,在一起村民起诉朝阳区政府的案件中,区政府信访办公室将村民请求公开村务申请书转交到来广营乡政府处理。四中院经审理认为,朝阳区政府收到村民要求公开村务申请后,没有完全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

另外的一次交锋则是在副区长李岩表示,此前已经与宣房投资管理公司沟通,因为房屋租赁关系的变更,而且要查询1968年到2014年的房屋租赁文本,因当时没电子档案,部分无法查询的时候,原告对被告的说法表示不认同。

该案只是武昌区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的一个缩影。

“2011年,荆门率先在全市推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荆门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连续多年保持100%。”李伟法官称,“在荆门“试水”成功后,其它一些地区也开始学习、借鉴荆门的经验做法。”

  海淀区政府被告最多

记者旁听全部庭审过程感受到,现场只有原告和被告,没有官和民。

据武昌区政府法制办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15年5月1日新《行政诉讼法》施行后,为推进该项工作,武昌区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并进行专题研究,采取了多种措施,制订了《武昌区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负责人概念,除正职和副职负责人外,还包括其他参与分管的负责人,在具体应诉上,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分管,谁负责”“谁联系,谁负责”的原则,根据案件内容确定出庭的负责人。同时,强调负责人出庭效果,要求出庭负责人须召开庭前会议。此外,还将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纳入绩效目标管理,严格考核,对未按规定出庭应诉的部门,实行三层监督机制,先由区政府法制办进行约谈,仍未整改的,由区政府督查室在全区予以通报,造成严重后果的,移交区纪委追究工作责任。

2015年,随着新行政诉讼法、配套司法解释及立案登记制三项新规的同步施行,行政案件数量大幅增长。

  根据四中院的统计,行政案件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涉及城市管理、土地资源、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食品药品、文化教育、村务公开等诸多行政管理领域。

焦点 民告官 原告告对了吗

近两年,武昌区负责人出庭工作取得良好效果。2017年,全区负责人出庭案件数为448件,出庭率达83%,其中区级领导出庭案件数为255件。2018年1-8月,全区负责人出庭案件数为71件,出庭率达95.9%。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全国法院全面实行立案登记制,只要当事人提交的起诉材料齐全、诉状内容完整,且不属于不予登记立案情形的,法院应当场登记立案,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这一制度,使行政诉讼案件的立案“门槛”降低。

  在“民告官”案件中,因棚户区改造、房屋征收拆迁、土地征收腾退等引发的政府信息公开、行政不作为案件占了“民告官”案件总数的7成以上,关乎民生的行政案件仍是当前法院审理“民告官”案件的重点。

审判员陈良刚总结了本案的争议焦点,其中第一点是对于宣房公司做出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是否应当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第二点是,原告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是否存在?涉诉的《政府信息答复告知书》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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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争副庭长介绍,在立案登记制实施首日,全省法院共登记立案1325件行政案件。“2014年,我省法院全年受理的行政案件不到1万件,2015年,这一数量提升至19396件。”此后3年,我省行政案件收案数持续上升。2018年,全省法院共受理各类行政案件23245件,较2014年涨幅超过200%。

  四中院审理的“民告官”案件情况显示,目前北京16个区政府都曾涉诉过,其中,涉诉案件最多的为海淀区,达到了611件,其次依次为朝阳、西城、东城,涉及案件为204件、161件和79件,这四个城区涉诉案件超过了七成。

“如果认定被告适格,则法庭将对包括第二个争议焦点在内的其他问题进行审理。如果认定被告不适格,需要询问原告是否同意变更被告,然后再根据原告的明确意见作出相应的处理。”陈良刚说。

同时,2015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行政诉讼法,正式确立了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法律制度。在此之前,湖北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不足2%,但在2015年各级法院依法开庭审理的5336件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有957件,出庭率达到18%。2018年,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已达到84.1%。

  解读

最终,经审理,法庭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7条规定,作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需要,向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提出信息公开申请。

在各级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土地房屋征收补偿、政府信息公开、不动产登记、工伤认定等类型的案件位居前列。

  行政机关超越法定职权实施行政行为

全国首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要求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这次庭审耗时50分钟。

从“告官不见官”到“出庭又出声”

  比如,2012年,门头沟区政府决定对采空棚户区房屋实施征收。后该区房屋征收补偿办公室与某街33号后院1幢1层房屋被征收人蒋某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并将该院后院房屋全部拆除。2015年,冉某称他是该院2幢1层房屋的所有人,他没有收到任何拆迁通知,房屋就被强行拆除,故起诉请求判决确认门头沟区政府的行为违法。四中院审理认为,门头沟区政府在没有与冉某达成补偿协议的情况下就拆除了他的房屋,属于超越法定职权,依法应确定违法。

此诉讼案的起由是曹女士以邮寄形式向北京市宣房投资管理公司提交申请,要求获取其父的公有住房租赁合同,后对北京市宣房投资管理公司做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不服,将西城区政府诉至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

今年2月28日,襄阳市襄城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韩某诉被告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履行审批企业职工退休法定职责一案,襄阳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守疆出庭应诉。

  被诉行政机关人员全部到庭

被告西城区政府答辩认为:本案不属于行政案件受理范围;宣房公司对曹女士做出信息公开答复,不应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政府为被告;宣房公司做出的信息公开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依据合法。请求驳回原告曹女士的诉讼请求。

原告韩某诉称,2018年12月7日,其工作单位到襄阳市行政服务中心为他申报退休,被告的工作人员发现原告档案中的《招工登记表》等资料记载的出生时间为“1970年12月”,故以原告档案记载年龄未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为由不予办理。原告拿回个人档案后发现,《学员转正定级审批表》等表格以及原告户口本、身份证记载的出生日期均为“1968年12月”。此外,原告称《招工登记表》中的出生时间有修改痕迹并且不是自己的笔迹。2018年12月10日,原告到被告服务窗口办理退休手续,窗口工作人员再次以同样的理由拒绝办理。原告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履行法定职责,为其办理退休手续并支付养老金。

  新的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法院可以将拒不到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被告上级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处分的司法建议。

5月1日实施新的《行政诉讼法》,西城区出台同步新法,规定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必须出庭应诉,年度诉讼案件数量超过五起的行政机关,副职也应出庭应诉。以政府为主体的行政诉讼,除区领导适时出庭应诉外,无特殊原因,无副处级以上领导出庭应诉的,区政府将不再签署授权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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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中院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该院审理的“民告官”案件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出庭率达到了100%。其中,行政负责人出庭成为“民告官”案件中的一大亮点,2015年,时任顺义区区长卢映川、门头沟区区长张贵林以及西城区副区长李岩、丰台区副区长刘文洪、顺义区副区长朱家亮、房山区副区长卢国懿、密云县副县长郭鹏、延庆县副县长刘明利等作为行政机关负责人主动出庭应诉,出庭应诉案件多为重大、疑难或新类型案件。行政机关负责人不能出庭的,均委托工作人员出庭,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庭率达到100%,无一起案件仅委托律师出庭应诉。

此外,将对行政首长是否出庭、庭审表现进行评价,定期通报区政府。一把手是否出庭应诉也将成为年底依法行政考核的一票否决指标。

图为襄城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韩某诉被告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不履行审批企业职工退休法定职责一案

  此外,律师在行政诉讼中的作用较之前更加明显,在2015年四中院审结的1324件一审行政案件中,原告委托律师代理的案件有478件,占比达到36.10%;被告委托律师代理的案件有726件,占比达到54.83%。

来源:法制晚报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在审判长的主持下,围绕合议庭归纳的争议焦点展开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双方代理人充分发表了意见。整个庭审过程专业规范,流畅有序。

  解读

近年来,襄阳市襄城区法院积极采取措施,督促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针对辖区内行政机关比较集中的特点,该院印发了《出庭应诉建议函》,与起诉状副本一同向被告行政机关进行送达。此函发出后,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大幅提高。

  行政行为认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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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表现为认定事实不全面,主要证据不完整;证据意识淡薄,不注重收集和固定证据;遗漏应当处理的事项或答复内容与申请内容不符;未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依法被视为没有证据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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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是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应当载明法律依据而没有载明。

当天襄城区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襄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干部职工200余人参加旁听。该案中针对被告不予办理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法院将在进一步审理后,择期宣判。

  政府败诉率超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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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四中院的统计,2015年该院审结的一审行政案件中,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的案件占全部实体判决案件的25.24%。

图为群众旁听

  北青报记者了解到,败诉行政机关共涉及12个区政府。从案件类型看,在行政机关败诉案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类案件占51.25%,行政复议类案件占17.50%,公房租赁类案件占11.25%,行政不作为类案件占6.25%,行政强制类案件占5%,房屋征收补偿类案件占3.75%,其他类型案件占5%。

“在过去,‘民告官’很难真正见到官,但从2015年起,这一现象有了根本性转变。从告官不见官到出庭又出声。”李伟法官称,影响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的,除了新施行的法律规定外,还与各地党委政府的重视支持程度密切相关。“2012年1月1日,荆门市政府将行政案件审判结果和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情况纳入法治建设绩效考核,当年该地区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就上升到40%以上。”

  解读

李伟法官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有助于行政纠纷的实质性化解,有效消除原告的误会与顾虑。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较高的地区,行政案件的上诉率相对较低,撤诉率相对较高。

  政府为什么会败诉

专家:期待更多“一把手”或分管领导出庭

  根据2015年四中院“民告官”案件的审理情况,行政机关因为没有及时、全面、准确履行法定职责,超越法定职权实施行政行为等原因最容易败诉。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的效果到底如何?“首先,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提升,促使矛盾纠纷有效化解,也倒逼行政机关规范执法,这个作用是巨大的。”王争副庭长举例说,“民告案好比是社会矛盾的减压阀,经过一定程序得以缓解。部分民告官案,尤其是对公安机关行政处罚不服的当事人,见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更多的是与行政机关负责人聊一聊,唠一唠,部分当事人也知道自己的行政诉讼不一定有道理,通过诉讼这种严肃的方式,心理得以渲泄。心情舒畅后,有的人就自动撤诉了。”

  行政机关作出被诉行政行为没有遵循法定程序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又出声”越来越多,但也有一些亟需完善的地方。王争副庭长称,在省高级法院行政审判庭审理过的民告官案中,就有分管文化卫生的副区长出庭应诉征收拆迁纠纷,由于他们不是分管征收拆迁的领导,怕说错话,也就不好表态如何解决。还有的行政机关有时会同时到几个地方开庭,行政机关负责人难免顾此失彼,有的委托工作人员,有的委托律师出庭。他们虽然开了庭,但当不了“家”,说是回去请示,一拖就没了结果,出庭效果自然不会好。

  主要表现为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已逾越法定期限,法律法规所规定的法定步骤缺失,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没有严格遵循各个步骤的先后顺序等情形。

“如果是直接分管此项工作的副区长、副县长出庭,可以调动人权、物权,马上拍板,一般都能调解结案。若是‘一把手’能来,那出庭的效果就更好了。”王争副庭长强调,我们更应看到可喜的一面,全省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率达到了84.1%,“民告官”案件中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量的变化会带来质的变化。

  来源:环球网

今日,专门研究行政法和行政诉讼的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黄启辉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一方面有利于行政机关培养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主动落实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行政机关更加注重工作细节,不断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化解“官民”矛盾,避免败诉风险。

黄启辉副教授说,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可以及时有效解决行政争议,亲身感受到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很多行政争议,只有能够“拍板”的负责人出面才能解决。如果负责人不出庭,代理人往往表示要回去汇报,导致原本能够现场解决的问题久拖不决。新行政诉讼法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就是希望有效解决原告“告官不见官”的问题,促使行政机关负责人能够“现场办公”、“当场拍板”。

黄启辉副教授指出,湖北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从2%攀升至84.1%,推动了依法行政的进程,彰显了法律面前官民平等,体现了法治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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