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浦京www81707con】浙江社科网,重要的是对改革开放做出创新性理论概括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恰恰契合中文语境中的“不惑之年”。作为理论工作者,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面向未来,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作出科学严谨的理论概括。这种理论概括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要从改革开放的历史分析中得出结论,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并理出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其二,要从浩如烟海的改革开放史料中提炼和揭示出其最基本、最直接、最核心、最实质的内容,从而准确而科学地再现这段历史;其三,要从改革开放实践的系统总结中研究和归纳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性,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恰恰契合中文语境中的“不惑之年”。作为理论工作者,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面向未来,对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作出科学严谨的理论概括。这种理论概括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一,要从改革开放的历史分析中得出结论,从总体上把握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并理出一条清晰的逻辑线索;其二,要从浩如烟海的改革开放史料中提炼和揭示出其最基本、最直接、最核心、最实质的内容,从而准确而科学地再现这段历史;其三,要从改革开放实践的系统总结中研究和归纳各种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性,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讲话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用之于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意义重大。我们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认识和把握,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认识和把握,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鲜经验,分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大变化,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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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对改革开放做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责任,源自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新浦京www81707con ,当前,对改革开放做出创新性理论概括,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责任,源自四个方面的基本判断:

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结合中国实际进行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高培勇在“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18”致辞
张佶烨/摄

判断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和推动,我们绝非误打误撞走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17日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年的贺词中讲了这样一句话:“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系统总结,至少应有两个线索。一个线索是实践,另外一个线索就是理论。在成功的实践的背后,一定有成功的理论的支撑。

判断之一:中国的改革开放离不开理论的支撑和推动,我们绝非误打误撞走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去年5月17日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40年的贺词中讲了这样一句话:“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系统总结,至少应有两个线索。一个线索是实践,另外一个线索就是理论。在成功的实践的背后,一定有成功的理论的支撑。

我们党一贯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作用,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和运用,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设。这首先表现在毛泽东本人的带头重视。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党正在把工作重点由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转化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于我们党缺少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再加上许多方面照搬苏联的做法,我国的经济建设也出现不少问题。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类矛盾,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全面分析了我国经济建设各种关系,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总思路。这一报告是从理论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道路的最初尝试,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本经济学著作。1958年以来,毛泽东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论述探讨,这些集中体现在他1958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批注》《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和1959年到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这些批注和谈话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基础,留下了丰富而又珍贵的思想财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全所之力,每年举办的层次较高、规模较大的学术活动,主要是两个:《经济研究》高层论坛和《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这两个学术活动在兼顾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前提下,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更多的侧重应用经济学领域问题的研究,后者更多的侧重理论经济学领域问题的研究。今天在这里举行的《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其宗旨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推进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

【新浦京www81707con】浙江社科网,重要的是对改革开放做出创新性理论概括。判断之二:支撑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源泉,既不可能从西方经济学那里照抄照搬,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对此无需做过多的阐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西方经济学的原产地,并没有取得类似如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成就。如果在原产地都不那么灵验,怎么可能在被我们照抄照搬之后就变得灵验了呢?另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曾有过长达30年的实践。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更长。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均没有收获理想的效果。正是因为汲取了过去照抄照搬的教训,我们才能痛下决心、走改革开放之路。

判断之二:支撑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源泉,既不可能从西方经济学那里照抄照搬,也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照抄照搬。对此无需做过多的阐述,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西方经济学的原产地,并没有取得类似如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成就。如果在原产地都不那么灵验,怎么可能在被我们照抄照搬之后就变得灵验了呢?另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对于计划经济体制,我们曾有过长达30年的实践。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更长。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均没有收获理想的效果。正是因为汲取了过去照抄照搬的教训,我们才能痛下决心、走改革开放之路。

毛泽东除了对商品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以外,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做了全面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例如,关于经济体制方面,他主张着重解决中央与地方分清经济管理权限的分权问题,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中央向地方放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他提出,“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关于对外开放,他主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毛泽东还提出实行按劳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和收入过分悬殊,实现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富裕问题,提出了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国有企业要完善管理制度,学习西方管理经验应有所扬弃和创造等问题。

这样一个宗旨的确立,是和我们对于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分不开的。

判断之三:从根本上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一系列只有根植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才能生成的特殊因素所推动的。这些特殊的因素只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去总结、去挖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基本概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所支撑的。

判断之三:从根本上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一系列只有根植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才能生成的特殊因素所推动的。这些特殊的因素只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去总结、去挖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的基本概括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实践,解决中国问题。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所支撑的。

二、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人民日报》负责同志,约我写一篇《新时代中国经济学研究面对的重大课题》的理论文章。我知道,不可能用一个课题覆盖新时代经济学领域需要研究的所有问题,而是一个长长的清单。经过反复考虑,我最终选择了四个题目:

判断之四: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是成功的,那么,依据基本常识,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把这些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上升到规律层面加以认识,并做出理论概括,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学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贡献。

判断之四:如果说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是成功的,那么,依据基本常识,一定是因为我们做对了什么。把这些做对了的东西总结出来,上升到规律层面加以认识,并做出理论概括,实际上就是中国经济学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对世界的贡献。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怎么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第一,改革开放40年的系统总结。意在对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做全面梳理的基础上凝练改革的基本规律。

(作者:高培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

作者:高培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公有制必然代替私有制,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必然有一个过渡阶段,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阶段。当然,这一重要结论,只是马克思根据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作出的理论概括。对于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社会主义怎么建设,他只是提出了若干个原则,规划了一个总的蓝图,不可能说得那么具体。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是全社会的公有制,劳动者直接按劳分配,没有商品、货币,实行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重要区别。这些设想的理论逻辑是:既然社会主义社会晚于资本主义社会,其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那么就可以不再搞商品经济,直接过渡到计划经济了。

第二,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经济学解释。我们都知道,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转化过程,绝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判断,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判断。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所揭示的是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理论的演进过程。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论证了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要经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循序渐进的历史阶段,商品经济是这个自然历史过程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个重要论断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留下了创造性的空间。事实上,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发生在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俄国、中国,而没有发生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提出了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国情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而且必须结合好。

第三,新时代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的研究。我们都知道,十八大以来,围绕着中国经济形势和全球经济形势出现的转折性变化,决策层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理念、思想和战略,并形成了一套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概括起来说,就是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对宏观调控体系的高度概括。但是,对于这样的概括,尚未形成一个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体系,而给予学术性支撑和方法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我们曾经按照计划经济的思路来规划社会主义建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计划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初期计划经济体制的僵化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制约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毛泽东很早就觉察到这个问题,于是对传统计划经济提出了质疑,形成了很多卓越的见解,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改革开放新时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先导。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提出这样一个命题,再到2016年5月确立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当说,这样一个课题已经伴随我们走过了几年时间,目前对于这样一个课题的研究进展怎么样?我们心中都有一本账。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市场经济既可以同私有制相联系,也可以同公有制相联系,既可以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最大限度地释放生产力的活力。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就说过:“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邓小平同志再次提到:“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概念,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再到党的十九大继续强调这一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我们党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理论勇气,建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市场经济的办法释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解决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始终没解决或没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发展。

把这四个方面的课题归结在一起,我想,它们均属于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也均属于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层面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当然,它们也是亟需经济理论工作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学理支撑和方法论支持的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

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要搞市场经济,而且要搞好市场经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市场经济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世界市场环境下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更需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规律做了充分的论证,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做了充分论证,对如何发挥价值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做了充分论证,高度概括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及其特征,是我们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的基本遵循,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起点。

环顾一下目前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状况,应当说,迄今的研究进程并不令人满意。

三、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局面

比如,第一,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系统总结。我们一直强调,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方式,也是经济理论工作者最需要做的工作,不是简单回顾改革的历程,也不是简单罗列改革开放40年的成绩单,40年前我们是什么数字、40年之后我们是什么数字。我们最需要做的是,要在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年基本轨迹、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基本规律,作出理论概括。其中,特别需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系统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思想史。大家知道,它取决于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规律的认识,取决于我们对改革开放40年的理论概括进展状况。倘若在理论概括、基本规律提炼上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或者尚未取得能够达成基本共识的实质性进展,改革开放40年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项十分必要而迫切的战略任务。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我们也都知道,它实际上是支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条主线索。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的一个具体的反映。沿着社会主要矛盾变化这条主线索,把改革开放40年的事情交代清楚,从而作出规律性的总结,也是需要我们投入不少精力和气力去做的事情。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后,邓小平同志评价:“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近40年来,我们党在改革开放新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成果。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理论、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股份制改造的理论、关于经济全球化与对外开放的理论、关于自主创新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理论,等等。

第三,宏观调控体系。过去五年我们已经形成一套颇具中国特色的宏观调控体系,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中国特色宏观调控理论的形成过程。对于这套理论,我们总结得怎样?当把这套理论和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加以对比的时候,其中的变化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它的最实质的内容我们该如何去贯彻?当我们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来指导经济工作的时候,特别是指导宏观调控工作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这是需要研究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又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譬如,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等,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丰富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观点;在科学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准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任务;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关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于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等等,这些重要观点为我们树立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问题的典范。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研究线索。不同的学术机构、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解,在写出不同版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我们是不是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聚共识,从而形成一套能够为经济学界所共识,为社会各界人士所公认,在理论上能够说得清楚,在实践上能够行得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科学。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更加重要。我们要学习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贡献智慧,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贡献智慧。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三个课题——中国宏观调控体系。大家已经看到,从7月6日中美贸易摩擦正式开启并不断升级以来,面对中国经济形势内外部环境变化而形成的经济下行压力以及稳中有变的这样一种新的形势,经济学界已经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社会各界也在从不同角度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这些政策建议和主张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一是要求政府大规模扩大投资;二是要求政府实行大规模减税;三是要求政府放松信贷管制;四是要求政府放松监管。对于这样的政策建议和主张,该怎样评价,它的实施效果究竟会如何,不是我们今天重点讨论的话题。

我想强调的是,面对这些政策建议和主张的时候,极易联想起十年之前那场反国际金融危机的操作。它给我们一种似曾相识,甚至疑似惯性思维的印象。大家肯定记得,2008年之前,或者说在党的十七大之后,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旗帜下,我们已经开启了转方式、调结构的实质性操作。到2008年上半年,北京房价逐步企稳并且有下跌态势,不少人犹豫该不该那时候买房。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浪头打来,我们不得不被迫中断转方式、调结构这样一个很不容易到来的历史进程,而转行“放水”,搞以四万亿元投资为主要内容的扩张性操作。当今天我们又面对类似于那时的政策建议和政策主张的时候,不由得有一种担忧:如果真的照此做了,中国会不会再次失掉一次结构调整的历史机遇。

除此之外,还会想到,当人们提出这样的类似政策主张和类似政策建议的时候,他脑子里想的或者支撑他的理论体系是什么?是十八大以来所形成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还是传统意义上的需求管理理论?我们曾做过系统总结,经济发展新常态不同于经济发展旧常态,高速增长不同于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需求管理政策。我们今天该如何面对这些问题?

一个更深层次的判断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之所以让我们联想到疑似惯性操作和似曾相识的历史现象,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理论研究供给不够平衡、不够充分。我们虽然在阐释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但是我们阐释的效果怎么样?是不是能够达到让人们听得懂、听得进并且真正融会贯通的地步?倘若人们能够像过去熟悉需求政策管理那样熟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够像熟悉高速增长那样熟悉高质量发展,能够像熟悉经济发展旧常态那样熟悉经济发展新常态,当面对中美贸易摩擦这样一个新挑战的时候,我们会做出怎样的反映?还有必要担忧会走回头路、重蹈覆辙吗?

不管怎样,认识到我们必须跨过中美贸易摩擦所引起的经济形势稳中有变这样一道“坎儿”,以今天的会议作为一个重要契机和平台,聚焦于改革开放40年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境界这样一个主题,请大家从理论的高度深入思考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从而让我们以更平衡、更充分的经济理论研究供给,来回应新时代的呼唤,回报党和国家对我们提出的希望,无疑是极富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根据在“经济学动态·大型研讨会2018”致辞整理)

作者简介

姓名:高培勇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职务:副院长、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动态》主编 职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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