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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实实在在写在祖国的山河大地上。不要说数十年前,就是和数年前相比,各地山川地理、城市和乡村建设、文化开发、交通、通讯、旅游、风俗所发生的改变,都会令人生发出由衷的感慨。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作为国家地情资料最权威也最为完备、最具连续性的地方志,即便最新编撰,也已经明显跟不上新时代巨变的节奏。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反映现实并及时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就变得非常紧迫、必要甚至时尚起来。这样的作品既尊崇以文学方法反映新时代巨变的美学规律,又是对方志记录地方舆地、物产、风俗、传说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可称之为“新方志文学”。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文学在历史机遇中不断自我革新,成果斐然。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新时代纪事”与新文学标尺检索《人民文学》一年来的选题和栏目策划,深刻的时代渊源和“人”的意义重构勾连起“人民的文学”之内涵,并在原有理念设想与整体建构的基础上不断延展。

内容摘要: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的编修历史悠久,薪尽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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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的文学性、时代性、连续性、史志性表达,是我对“新方志文学”的一个基本界定。这里的“地方”当然不是地方志所指的狭义的行政区划,而是包括特定的行业或领域在内,如教育、科技、航天等。另外,面对新时代的历史巨变,新方志文学所采用的,也并非狭义的纪实手法,而是包含了叙事、抒情、政论、新闻、口述实录等多种方法,而且文体也比较开放,可包括写新时代巨变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并不单指纪实文学或报告文学。

人民文学;写作;作品;新时代;文学

关键词:地方志;方志学;学科;编纂;研究;冀祥德;牛润珍;主持人;文化;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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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关注时代变革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审美品格。当前,推动文学创作关注现实、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呼声更为强烈。《人民文学》杂志2017年第12期开始推出的《新时代纪事》栏目,就在这方面立起一面旗帜。栏目不仅发表报告文学类的纪实性作品,也发表长篇小说。其中,欧阳黔森的《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状写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型;丁佳、陈言的《天之眼》,凌翼的《让候鸟飞吧》,王雄《奔驰的“金火车”》,赵雁《星空并不遥远》,洪放、朱冰峰、许冬林的《领跑者》,郑风淑的《金达莱映红山岗》,范继红的《溢绿园》等,写高科技、高铁、航天、生态文明、科技强军等领域的创新发展,写时代楷模,写城市转型。而长篇小说《海边春秋》放在《新时代纪事》栏目,则是因为作品写了海岛渔村的历史性巨变,“实情和史事、蓝图相融”。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用《新时代纪事》编者的话说,是“诚心诚意进入现实”,是“专注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写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蕴和时代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作品并不仅只见于《新时代纪事》栏目,并不只是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或长篇小说。作为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贵州2018年出版的一套20部“舍不得乡愁离开胸膛”系列长诗,分别以少数民族村寨及特色小镇、古镇的历史变迁为题材,以诗配画的方式讲述贵州儿女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精彩故事,也颇具新方志文学的品格。可以说,从创作观念、写作姿态、创作方法到文体,近年这一类作品一直在引领文学关注现实,书写现实的热情。新方志文学的命名,即是对这类作品美学特征的概括。创造新时代文学的历史,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作品。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文学在历史机遇中不断自我革新,成果斐然。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纪念,我们可从文学的帷幕探看复兴的艰辛和坚定圆梦的宏阔征程。时代精神作用于文学风尚,文学与时代一路相伴,一起见证,一同成长,这些,为我们在岁末盘点2018年《人民文学》提供着更为必要而深远的意义向度。

作者简介:

福建宁德,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美丽风情沉淀为最独到的风景“廊桥”,醇厚文化造就出最别致的建筑“文昌阁”,绿水青山孕育出最独特的味道“地瓜扣”。在这里,一代代勤劳、淳朴的闽东人民以“滴水穿石”的精神致力于摆脱贫困,久久为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今天,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福建方志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以宁德霍童溪流域为试点,挖掘历代方志中关于当地风俗、物产、技艺及风景名胜等的记载,在全国率先尝试推出“福建方志特色记忆”,让方志典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并成为一张张响亮的地方文化名片,为推动“青山绿水”真正成为“金山银山”发挥地方志的独特作用。同时,培养吸纳方志人才,形成助力乡村振兴的长久力量。

往前一点追溯,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的文学书写,就已经出现在了不少作家的笔端。蒋巍的《闪着泪光的事业》写高铁建设的辉煌速度;《惊涛有泪——南阳大移民的故事》写的是为了支持南水北调等国家重点项目建设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南阳人的风姿;《这里没有地平线》刻画模范村支书文朝荣的动人形象,写“苦甲天下”的贵州毕节海雀村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李春雷的《塞罕坝祭》写一百多名大学生为改变京津地带风沙危害,五十多年无怨无悔,终于造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片人工森林的事迹;张胜友的《风从海上来:厦门特区建设30年》写城市变迁等,已经开始彰显出新方志文学的品质。稍后,以“非虚构小说”命名的乔叶的《拆楼记》《盖楼记》,以及韩作荣写长沙的《城市与人》,聂还贵的《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何建明写苏州的《我的天堂》、写重庆的《国色重庆》,王军记述北京城半个世纪沧桑的《城记》,李文明《我们这五年》写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十二五”期间的重大发展变化等,其艺术描写的现实关怀,也都指向了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迁。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更是在新时代的历史巨变中,融入了自己浓浓的乡愁。这里的乡愁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游子情怀,而是包括生态自然、现代化速度、脱贫致富、社会和谐等愿景在内的乡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在这里蕴含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理想。

“新时代纪事”与新文学标尺

  主持人

直笔著信史,关注时代变革新浦京www81707con。“地方志助力乡村振兴”的首次尝试

方志与文学,自古以来关系密切。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两京赋》《三都赋》。在《三都赋》的序言中,左思明确说:“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不少地方志的“艺文”部分,或收录文人、诗人的作品,或关乎他们的经历、传记,是文学研究的宝贵资料。至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谭其骧对地方志的定义),则可以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与地方自然地理、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不胜枚举,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大量地收录的“景观诗文”即是突出的例子。直到当代,这样的作品仍不少,如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之类。显而易见的是,融入了时代变迁内涵的独特自然地理、山川名胜,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反过来,景观诗文亦能提升地方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这便是“诗以地兴”“地以诗传”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

检索《人民文学》一年来的选题和栏目策划,深刻的时代渊源和“人”的意义重构勾连起“人民的文学”之内涵,并在原有理念设想与整体建构的基础上不断延展。“新时代纪事”栏目设立于2017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2018年,《人民文学》将“新时代纪事”作为重点栏目,持续传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成就、新风貌、新英雄、新天地,栏目作品紧扣当下现实题材创作、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等重大文学命题,在分享人民的新生活、新感受的同时以文学的视界呈现相关内蕴的厘清。

  光明日报记者 户华为

近日,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联合宁德师范学院和宁德蕉城区委区政府,在宁德霍童溪流域六个乡镇首次举办“悠远地方志,魅力霍童溪——福建地方志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这也是全国方志系统首次举办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特色活动。

文学与方志之还有一层关系,那便是乡愁。不少地方志对“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的书写,都有乡土情感的最终依托。由于地方志所记载的主要是“一方之事”,故修志者中,一般都会有乡邦人士参与,有的还是担纲者或主撰者。作为中国地方志中的名家名作,《遵义府志》的主要纂修者郑珍、莫友芝就是遵义人。至于诗人、作家以故乡的“一方之事”来寄寓乡愁者,那就更多了。

欧阳黔森《报得三春晖》将“攻坚脱贫”写得掷地有声,多次深入乌蒙山区的耳闻目睹使作品于伟大创举的大气磅礴中显现人的真情与真心;《看万山红遍》将社会转型与观念之辨重叠于一方水土,作品经由一种具体思考的形成铺展起更为宏阔的抉择与征程。陈毅达《海边春秋》以小人物为线索展开攻坚克难主题,小说里对现实的洞悉与发问、对复杂真实的虚构、对干部成长与青年问题的关注以及直书其事的价值判断,将海岛的故事写得有“史”有“诗”。赵雁《星空并不遥远》延续着她关于航天事业的报告文学写作图谱,高深莫测的科学架构以文学凿壁引光,艰苦的科研以人物内心的细腻体验形象地在读者面前展开。李朝全《梦工场追梦人》同样关注科技与青年,创业时代与青年梦想在纪实的踏实呈现中被渐次开启,一己之梦汇入国家发展,进而焕发无穷的潜能。

  特邀嘉宾

福建省方志委党组书记、主任陈秋平表示,此次活动旨在通过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载体,将地方志中关于霍童溪流域多元文化的相关记载“活”起来、“立”起来,进一步提升乡村文化内涵和品牌价值,激活乡村文化生态,传承发展农耕文明,参与乡村优秀文化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探索使这些表现形式常态化、日常化,内容活态化、特色化,让乡村美起来,村民富起来,共享方志文化魅力,吸引更多的人留在乡村,回到乡村,建设乡村。

不过,尽管文学与方志有着诸多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仍不能把文学作品直接等同于地方志。两者毕竟属性迥异,且写法不同,成规也不一样。地方志的作用主要是资政、教化、存史,修志是政府行为,要依据法律,由专门机构组织实施。而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与地方志有着完全不同的创作规律与特点。在新时代历史巨变面前,文学尤其能够成为感应的神经、审美的载体。按有关条例规定,修志的周期一般为20年左右。为修志的科学化、规范化、法治化,地方志滞后于现实变迁乃是不得已的选择。而当老旧的地方志跟不上时代变迁的节奏,新的地方志又暂告阙如的形势下,及时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职责,就落到了新方志文学的肩上。在这里,对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及时反映是新方志文学的价值理性,而历史担当则是它的实践品格。

经由一年的编选打磨,“新时代纪事”已从新栏目的创立演进为一种新文学标尺的设立,新时代的文学事业,关于人的本质命题、价值定位的沉雄思考,作品的书写方向、精神坐标、气象格局等,理应回应激荡的宏大现场,文学未完成的历史建构应存活于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为依凭、以家国为根底、以传统为基础、以世界为参照的场域之中。我们也可从其他延续性板块中觉察这一标尺,李彦《何处不青山》发表于“非虚构”栏目,作品以鲜活事件塑造白求恩纯真率性、满怀激情的丰满个性,医疗队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伟大贡献和白求恩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人性的复杂深邃中散发切实的光辉。“剧本”栏目刊发了步川、李蓬荻的现代戏《方志敏》,对弋阳高腔特点的创造性继承为人物心理的表达提供艺术便利,浓郁的生活气息把读者的情感共鸣不断引向家国大爱,方志敏崇高的革命精神融于剧本文体特色,以鼓为节、调喧音亢的唱词是人心与信仰之歌。此外,2018年《人民文学》以专号的形式于第6期推出“少儿成长主题”,关注新时代孩子的“成”与“长”;又于第8期推出“强军文化主题”,彰显新时代家国气象。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冀祥德

此次活动吸引了近千名当地村民和游客报名参与。现场还组织观看了八都畲族双音、赤溪内文拳、霍童线狮、洪口“独木冲浪”等方志技艺,展出了霍童光饼、八仙糕、畲族乌米饭等数十种方志美食,组织参观了霍童明清古街和虎贝百丈岩闽东独立师九勇士跳崖牺牲地等方志名胜。

从前面提到的那些具有新方志文学特征的作品看,新方志文学在描写新时代历史巨变时,首先关注的是地方性知识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过程中人的行为与精神风貌,其次才是面对历史巨变时的“验之方志”“稭之地图”意识,这就与地方志的写法和成规有了内在的联系。在作家笔下,地方志所记载的“一方之事”,会成为文学描写的重要参照。以欧阳黔森的《看万山红遍》为例。作品不仅记录“地方性知识”的变迁,不仅有对当地风俗、传说、物产、舆地的追述和介绍,它更在意的是“地方性知识”变迁过程中人的精神、心理和性格描写。如果说旧地方志的一大特点是只关注现实变迁的成果、结果或现状的话,那么,《看万山红遍》用文学的方法描写地方事物、叙述地方的历史巨变时,更注重的是现实变革中人的作用。它要铺陈、呈现的是过程,因此需要以充沛的激情呼应时代精神,需要撷取历史性变迁过程中时代社会各种因素,尤其是能够给地方历史性巨变带来巨大影响的人的性格、心理与精神风貌。在《看万山红遍》中,“万山”既是地名,更是毛泽东诗词的英雄气概与雄浑意境,隐喻新时代的宏伟画卷。同时,万山还寄寓着作家的乡愁。《看万山红遍》既是在讴歌新时代,也是在书写蕴含着生态自然、现代化速度、脱贫致富、社会和谐等愿景的乡愁。以此为基点,在描述万山“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历史性变动时,欧阳黔森的着眼点始终离不开《万山志》《铜仁府志》等地方志,不时以地方的建置沿革,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山川地理、物产、风情、风物、风俗的今昔对比作为参照,以衬托新时代的巨变。这就是新方志文学极有代表性的写法。从现实关怀的角度,《看万山红遍》需要有精准扶贫、脱贫攻坚过程中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在写到具体的地方历史、地理、物产、风情,包括刻画人物心理、性格和精神风貌时,欧阳黔森还借助民间故事、传奇、传说、掌故等,让自己的叙述变得更加形象和生动起来。这种史志与文学相结合的写法,是一种新的尝试。作为一篇为地方、为家乡立传的作品,也许欧阳黔森并没有“新方志文学”的自觉,但他的地方文化自信非常强烈,“新地方志”纪事的色彩也非常明显。铜仁、万山将来修志,《看万山红遍》将会是重要参考。从这个意义说,为地方志编撰积累资料、素材,甚至提供视角和思路,也是新方志文学的一大价值。

作家作品与渊源勘探

新浦京www81707con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牛润珍

此次尝试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引导和推动了全省方志系统主动融入到乡村振兴大局中。全省各地方志机构纷纷表示,受此次活动启发,将努力发掘本地方志文化资源,在弘扬当地优秀传统文化中植入或阐发方志元素,举办地方志助力乡村振兴系列活动,多轮驱动、多策并举,推动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新方志文学”的命名也许有点标新立异,但类似的说法很早就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出来之后,就有人称之为“新方志小说”。还有更多的作品被称为“新方志报告文学”,如前面提到的《城市与人》《中国,有一座古都叫大同》《我的天堂》《国色重庆》《城记》《我们这五年》等,它们都关乎地方的前世今生,都是为地方、为故乡立传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如族谱、家谱、志书类的报告文学也已出现不少,被人称为“史志报告文学”。赵渝在谈到史志报告文学的特点时曾说,这样的作品具有新闻性和现实性,可以引导作家从对历史幽深之处的追索和探问开始,最终回到对现实性的关怀上来。而这一点,也是我们对新方志文学充满期待的重要原因。

新时代的《人民文学》树立起自身独特的表达,文学要进入生动丰繁的现实内部,要以审美的样式呈现文学和发展的规律与旨归。而无论是宏大主题书写还是微观生活描摹,我们从中明见着《人民文学》与作家队伍之间长期保持的坚实信赖关系、持续互补能力和在场倾听效用。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邱新立

“方志特色记忆”的福建作为

(作者:杜国景,系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贵州民族大学教授,此文系贵州省社科规划办重大委托项目《欧阳黔森创作的历史理性与价值建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GZWT01)

从2017年第9期“莫言新作”的推出到2018年第5期戏曲文学剧本《高粱酒》的刊发,《人民文学》以小说之外的文艺样式向读者推介莫言创作的重要资源——民间文化与民间文艺,莫言不局限于“红高粱家族”既有的设定,将新的民间想象和世情伦理诉诸历史的关节,文本的舞台陈设与人物的动作心神活化一体,文学的影响空间在重重叠叠中愈发开阔。

  编者按

福建省方志委在全国首次推出42项宁德霍童溪流域“福建方志特色记忆”并现场进行了挂牌挂旗。入选项目全部以方志记载为依据,涵盖霍童溪流域沿线乡镇的美食名产、特色技艺、风景名胜等内容。

有些缘分则在第12期形成巧合,《人民文学》在2017年第12期刊发了宗璞先生《北归记》,典雅的文本作为“野葫芦引”系列长篇“东西南北”的压轴之作,再次彰显青春叙事的粲然魅力;不久前,2018年第12期的《人民文学》刊发了徐怀中先生长篇新作《牵风记》,小说以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为背景,汪可逾、曹水儿、齐竞等人物原型源自作家当年的亲历,汪可逾壮烈牺牲后肉身不腐、保持前进姿态站立于一棵银杏树洞等情节写得奇巧而出乎想象,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又因人性的高华和强烈的哲思闪耀着现实主义的深沉质地——两部作品出刊之际,两位先生与《人民文学》的缘分正好一甲子,宗璞先生1957年发表的成名作《红豆》无疑是当代文学史经典,徐怀中先生从1958年第4期发表《卖酒女》到1960年第2期的《崭新的人——记女英雄徐学惠》,再到1980年第1期《西线轶事》等,当代军旅文学新时期在《人民文学》可亲可敬的作家作品里被不断开启。

  “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地方志的编修历史悠久,薪尽火传。当前,地方志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以修志编鉴为主业、各项工作协调开展的事业新格局。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为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开启了依法修志的新征程。

值得期待的是,这一举措将结合乡村产业文化现有资源,传承历史品牌,推动科技创新应用,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绿水青山”成为真正的“金山银山”。

《人民文学》的艺术探索也致力于对文学新人的挖掘扶持。我们往往从年轻人那里最先觉察多元化的格局,各种生活与观念相互碰撞、交织,尚未完全成型的现状、理想及其审视正借由文学抵达其探索的功用,关于人性异化、精神困局等问题的审美情感与智性呈现既昭示着年轻人敏锐的文学自觉,也显露出《人民文学》对青年写作发展的独到眼光和包容心态。2018年,《人民文学》继续设立“90后”栏目,先后刊发小托夫、韵竹、谈衍良三位作者的短篇小说。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人民文学》注意到这批青年作家集体登场,创作风格饶有新趣,作品里时代新人形象层出不穷,于是在2017年以代际命名开设栏目,以便为他们的写作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人民文学》作为国刊之所以未率先设立此类栏目,主要在于对命名产生的局限性始终保持警惕和迟疑,而在这一问题上,《人民文学》已有意识地进行了必要的补白和权衡——

  如何使这一古老、优秀的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如何强化方志理论研究,构建方志学学科体系?我们特邀请三位方志专家就此发表见解。

方志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

2018年《人民文学》的“新浪潮”栏目继续推出各类文体的佳作,李晁的《午夜电影》精致婉转、曲径通幽,吴莉莉对秘密的闯入关联故事的整体深度和人物的心理景深,小说以隐秘的空白诉说某种难以厘清的敬畏心愿;第5期的“诗歌”栏目推出“青年诗人小辑”,年轻诗作者们各自从语言、结构、经验、精神向度等层面展现诗心的纷然风貌,文化经验里的后现代属性及其生活情态的片段化、日常化横生于“诗”与“思”。徐衎的《天边一朵云》和唐糖的《张小野的环球旅行》透露出作者细腻的洞悉力和天然的悲悯心,这也是我们对青年作者充满信心的源泉所在。

  一、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地方志横陈百科、纵述历史,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和智慧结晶,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亲情的重要力量。走进新时代的地方志要焕发新的活力与魅力,离不开源源不断的修志人才。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中国素有“隔代修史,当代修志”的优良传统,请谈谈古代是如何形成这一传统的?作为一个古老传统,地方志这种“一方之全史”在新的历史时期,能够发挥哪些重要作用?

近日,一台从地方志角度,用文艺形式展现红色文化、“海丝”文化、闽台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福建特色文化的晚会——“与历史同行·方志之夜”走进校园,为宁德师范学院广大师生呈现了一场融政治性、艺术性与观赏性于一体的视听盛宴。与此同时,全国地方志系统首个培训基地暨福建地方志培训基地落户宁德师范学院,宁德师院首届方志文献与地情研修班开班,同时吸收宁德师院专家学者加入福建省修志队伍,不仅将为福建省方志事业发展储备人才,也将为地方志助力乡村振兴不断补充新生力量。

  牛润珍:梁启超曾指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修志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西周时期即编有“邦国之志”“四方之志”,开启了修志先河,并岀现了“方志”一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编有《春秋》一类的编年史,还有《禹贡》《山海经》等记述各州地理、物产、贡赋及神话的典籍,在内容与编纂体例上为后世地方志所效仿。秦汉编有很多“计书”,魏晋南北朝涌现岀大量“地记”,隋唐五代至北宋“图经”编纂制度化。北宋后期特别是南宋,“图经”演为地方志,历元、明、清,地方志编纂常态化、普及化,而且志书种类越来越多,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村镇志、山川志、书院志、寺观志、井场志等,各呈异彩。民国时期,地方志开始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内容偏重物质、经济、社会,编纂体例趋于科学。新中国成立后,地方志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志书资料性、地方性、时代性、科学性、思想性、学术性等特点不断彰显。

乡村振兴,方志助力。地方志将以独特方式,留住乡愁记忆,延续乡村文脉,参与乡村品牌塑造,在助力乡村振兴中留下方志“印记”。

  邱新立:“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地方志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士人的重视,几千年来,方志体例由单一而趋综合,记述内容由单一地理沿革而融入人文,体例不断完善,记述内容不断丰富,管理不断系统规范。据不完全统计,仅流传下来的历代方志就有8000多种、10余万卷,约占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这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地方志编修工作,使盛世修志的优秀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和发扬。地方志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在我国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首先,地方志工作有助于著录当代、传承历史,翔实记录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历程、光辉成就。其次,地方志工作有助于汲取有益历史经验,提高科学执政水平。再次,地方志工作有助于保存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冀祥德:的确,我国古代编修地方志的传统可谓源远流长,薪尽火传。“历代先贤圣哲通过修史修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要形式,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方志这一中国独有民族文化的传承不辍与历久弥新,体现了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自20世纪80年代初,各地大规模重启地方志编纂工作,迄今为止,首轮修志已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也进入关键时期。

  经过不断积累,地方志存史、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日益凸显。特别是近几年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通过不断创新服务手段,紧紧围绕党委政府中心任务拓展地方志功能,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比如通过方志智库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通过志鉴、地情报告为党委政府领导决策提供参考;通过编纂志鉴记载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以及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通过网络、数据库为社会公众提供地情信息与咨询服务;通过进社区、进学校、进部队推广地方志成果。我们相信,地方志事业作为国家战略在文化领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也能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方志文化还将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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